这样的情况是怎么产生的?格非说,现代小说跟传统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于,传统故事是口口相传的,依据的是传统;现代小说依赖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生存经验,尤其是我们自身的经验。不过,今天出现的大问题是,作家借助发达的媒体会自认为很了解这个世界,可以把握这个世界。
在巴尔扎克的时代,作家要做社会调查,要实地勘查,但是由于今天有那么多的资讯,小说家就会出现一种盲目的自信,觉得自己无所不能,“他们一个晚上可以编十个故事,故事里还可以有很多起承转合悲欢离合。”就这样,“全世界的作者都在胡写,在惯性当中推出各种各样的故事。”格非认为这非常可怕。
“好的小说家就是提问题的,提出这个时代、社会最重要的问题。”格非说,但是今天的小说家提出不了问题,就是因为小说已经变成了惯性的、自动化的写作,“任何人都可以写作,写得很多,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让作品畅行于世。这样一来,小说提出问题的能力正在丧失。”
很多诺奖作家在格非眼中也很平常,但他认为石黑一雄是可以提出好问题的作家。他提到,在长篇小说《别让我走》里,石黑一雄在针对克隆人提问,在新作《克拉拉与太阳》里,他也在针对人工智能提问。“这些是非常深入的、充满悲剧性的问题,会促使你来反省自身的经验。”
非虚构不是虚构的敌人
在非虚构盛行的今天,虚构还有什么样的位置?非虚构和虚构的关系是什么样的?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新鲜。董强看到,其实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莫里哀的戏剧,都充斥了生活在自己虚幻世界中的人物。董强以莫里哀的戏剧为例,《吝啬鬼》里面的阿巴贡、《伪君子》里的奥尔贡和《贵人迷》里的茹尔丹,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。董强认为,在法国文学里,生活在虚幻中的往往是贵族、主人,而仆人总是比主人更清醒。比如在戏剧家博马舍的喜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里,费加罗就比他服务的贵族要聪明,更加拥有生活的智慧。
除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《堂·吉诃德》指出了虚构小说中虚幻与真实可能发生的冲突。董强说,在现代小说的初期,虚构和非虚构或者虚幻和真实的关系也引起了其他小说家的注意。比如,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里,主人公包法利夫人读了很多浪漫主义小说,从而形成了自己虚幻的世界,开启了走向灭亡的道路。
这样看起来,虚构和真实似乎会产生矛盾,但董强看到,其实浪漫主义者在尽情虚构的时候,也十分讲究历史资料考证,强调所在地的色彩,这意味着,出场人物从装饰打扮到语言谈吐等都必须吻合自己所处环境的特色,不论这个环境是法国、西班牙,还是东方,不论这个时间是在当时还是遥远的中世纪。而有一种“真实”是他所反对的。他举例称,国内曾流行过一本叫《张之洞》的历史小说,书中作家提到爱情就用初恋情人、梦中情人这样的说法;介绍地点,讲解地跟导游词一样有板有眼;甚至在小说里作者还展示了当下中国发生的改革问题、官商矛盾、中西矛盾等诸多现象。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,它跟当今的主流语言混同,所以能流行能畅销,但是也就失去了一部小说真正的力量。”董强说。范晔也称:“虚构的敌人不是非虚构,绝对排他的那种唯我独尊的所谓现实主义才是虚构的敌人。”
一边是虚构,另外一边是非虚构,当人们把天平倾向虚构的时候,究竟在选择什么呢?范晔看到,小说家会努力让语言从意识形态里、从商业里、从工具性里释放出来。在所有人都在争夺语言战场的时候,小说家在保护和解放语言,让它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。在董强看来,虚构有一种前瞻性,这种前瞻性是历史所没有的。“如果说我们阅读历史、阅读非虚构,是希望通过归纳能够看出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,从而试图更好地把握未来,那么虚构则是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展现某种可能的未来。”